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几乎无关紧要的一年，作者抽取了那个年代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万历皇帝，政治家张居正，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哲学家李贽来还原那个年代。
那是一个沉闷没有生机的年代，连当皇帝的都觉得没劲，甚至连早朝也不上了，因为立太子的事情被大臣们所左右，万历开始他的消极罢工，年轻的时候他也努力地完成那些仪式典礼，表明自己想当一个明君，但是后来万历发现他的老师张居正平时对他要求严苛，死后却发现他敛财无数，抄出的家产相当于一个小国库。他也对自己的老师开始失望，他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在文官集团面前根本没法彻底实现，反而受到牵制。
张居正虽有贪污受贿，排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但他好歹做了些事情，为了达成目的，采取什么手段是次要的，看到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申时行就学乖了，做一个和事佬，尽量保证文官们内部的和谐，但是政绩甚少。
戚继光想完成军事组织上彻底的变革，却不得不借助政治上的帮助，虽然有火枪这些相对先进的武器，但是不是由中央同一个制造供给而是由各地政府负责，这样武器质量有些难免劣质。随着张居正的清算，戚继光晚年也是闲赋在家，无法帮助这个国家完成军事上的变革
哲学家李贽异常挣扎，矛盾之处众多，带着那个时代的特点，排斥官场，进祠庙修行，却又得靠官场朋友的救济，经济窘迫，却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客死他乡。好在，我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
书中摘抄
以下引用部分为书中摘抄，非引用部分为自己的一些感想。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也只有9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期以呈报8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可是直到15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脸上加披雨衣，1477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宫。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
因为采取中央集权制度，好皇帝的工作负担特别重，洪武皇帝朱元璋一天要批奏的奏折平均每天400个。明朝幅员辽宽大，帝国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很多事情，而这都需要皇帝批示，万历皇帝因其年幼其权力难免被过渡到首辅大臣和身边的宦官们，无法保证行政功能的公正
正德皇帝，即万历的叔祖。正德的个性极强，对于皇帝的职责，他拒绝群臣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间，他又打破陈规，开创新例，有时竟在深夜举行晚朝，朝罢后又大开宴席，弄到通宵达旦。对这些越轨的举动，臣僚们自然难于和他合作，他也就撇开正式的负责官员而大加宠用亲信的军官和宦官。对负主要行政责任的内阁，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传递消息的机构而已。凡此种种，多数文臣认为迹近荒唐，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行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需要官僚们的配合和肯定，但是传统的礼仪制度等大大限制了皇帝本人的个性创造和发挥，因此看破规矩的正德皇帝才半夜举行晚朝，全然不顾礼仪制度。
这些本章已经由各位大学士看过，用墨笔作了“票拟”。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皇帝用朱笔作出批示。
万历皇帝年幼，他用朱笔批示，完全是用笔抄录冯保等宦官的批示，某种程度上，冯保等宦官对大学士的“票拟”有一定的否决权，而大学士也不敢公然表示反对，否则就是反抗皇权。因此万历年间，宦官也相对猖狂许多。
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2000口之多。
为皇室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都很多，而且百姓对皇室的开支没有任何的约束权力，这些开销和负担全都是从百姓税收里扣除的。如果碰到皇宫着火，百姓的税赋将更加沉重。
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
万历皇帝也是极为聪慧的，晚年不问朝政并不代表他不想当一个好皇帝，不想有所作为
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地方的实时情况更新周期太长，而且地方送达中央的时间太长，整个帝国的信息系统无论是信息获取，信息传输系统都是极为低效的，行政低效也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至于地方官员足不出户也是为了追求行政闲暇效用的最大化，这是无可厚非的，又加上报告文件中的词藻华丽繁琐，更加不利于信息的获取，降低了报告中的信息含金量。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数字外尚有所谓“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县官如此，以下村长里长甲长也无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
明朝政府官员的正常收入较低，要想生活的好一点只能向百姓搜刮，至于上交中央税额是否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关，又或者未完成某种指标是否有一定的鼓励惩罚，都没有关系。行政上没有监督，税收政策也没有跟当地的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也没说明是如何分配。
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本朝1100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300倍到500倍之间。
税收政策不够灵活。
然而这些欠税人也另有对付的办法，他们可以贿赂衙役，雇佣一批乞丐代他们挨打，称为“倩人代杖”。南直隶苏州府向称鱼米之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区。申时行生长于苏州吴县，对这些情况已司空见惯。张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积弊，所以他给别人的一封信说苏州以赖粮着名，“其乡人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刚开始的收税成本比较低，因为大家交得起，但是后面再想收税的成本就会很高，只会让“倩人代杖”这种隐形市场不断扩大。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在这套官僚制度和行政系统里面，想真正做点事是很难的，你想做一点事，你得首先保证自己没有把柄在别人手里，否则其他官员认为你的行政措施或建议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很有可能向皇帝打小报告，让你发配到边疆或者降级。这样你想做的事情更加做不成了，在这套制度里面，作为首辅申时行要想统一文官官员的意见是非常难的
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在某些事情上文官政见不同容易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建议被皇帝采纳更加受到重用，另一种就是被其他官员排挤下去，无法在更高的行政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华。
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要想有书读，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有这个经济条件，家族亲戚也会给予帮助，这样当这个人当官发财之后，他就有这个义务通过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虽然表面是符合礼仪道德的，其实耐是一种利益关系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贽的朋友、居停和论辩的对手，李贽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然而，李贽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妖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
当时的读书人内心是非常挣扎的，当官本意应是为了救济天下，让社会发展的更好，可是现实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